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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逻辑

      社会立法在近年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社会法学体系的建构却让人不敢恭维。一门部门法的学科体系应当是自身逻辑的自然展开,应当以一个中心点为园点的完整成型,应当环环相扣的有机递进。像民法的人、行为、权利、责任;像保险法学的危险、保险、保险法。
    但是,在社会法学中,我们看不到体系的完整和逻辑的严密,看到的只是分散事项的排列组合。劳动法学以劳动关系为调整对象,但现行的《劳动法》与劳动法学体例并不限于也不始于与完于劳动关系。比如,就业与退休均早于与晚于劳动关系,却是劳动立法与劳动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虽然《劳动法》与劳动法学以就业、劳动合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劳动仲裁等为序列展开,但前后并不自然地延伸,也乏严谨地逻辑。社会保障法学以五类社会保险加上三种社会保障制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对象本身的法律属性却并不明显,使得这门学科与社会保障学难解难分,甚至主要内容均拷贝于社会保障学。这样的研究不仅让研究者兴趣索然,而且让实际工作者大失所望。
    我愿意借助数学家西尔维斯特1877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庆功典礼上对于代数形式的讲演为我对社会法学体系的期待:“每一个这样的代数形式都与无穷多种其他形式相联系,这些形式可以被看做由第一种形式产生的,或在它的周围浮动着——宛如一种大气——但是正如从原始形式中导出的这些存在物那样,这些发散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们有可能由合成或者说由混合一些有限数目的基本形式而得到,这些基本形式可以像在它们所属的代数形式的代数谱中那样,叫做标准射线。”
     我更愿意记住凯莱对于现代数学范围的描述:“假如我不得不长久地独自拥有现代数学所占据的如此广阔的领域,我会感到难过的。数学不是一本局限于封面和铜钉之间的装订成册的书,只需要耐心就可以得到它的内容;它不是一座矿,它的宝藏可以花费长时间去占为己有,但它只存在于有限的矿脉之中;它不是一片土壤,其肥力能够因连续的丰收而耗尽;它不是一片大陆或海洋,可以规划它的面积,确定它的轮廓:它像空间一样无限,而对于它的抱负来说,它发现空间也太狭窄;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无限的,像那在天文学家的注视下永远的天体挤进去、永远在增加的宇宙一样无限;它像意识、生命一样,不可能被限制在指定的范围内,或简化成一些永远正确有效的定义;它仿佛蛰伏在每一个单原子中,在每一个物质原子中,在每一片树叶、每一个花蕾和细胞中,永远准备着突然间迸发出新型的植物和动物实体。”
    具有逻辑之美的学科体系,能够提供给人们类似享用巧克力的最佳感受:“把它放在舌面上,慢慢地等它熔化,享受这一过程中释放出的丰富味道和特有的香气。” 这种美,凯莱在1883年担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就已给出:“很难对现代数学的广阔范围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范围’这个词不确切:我的意思是指充满美妙细节的范围——不是一个像一马平川的原野那样单调乏味的范围,而是像一个从远处一眼看见的美丽乡村,人们能够在其中漫步,详细研究一切山坡、峡谷、小溪、岩石、树木和花草。但是,正如对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对一个数学理论也如是——美,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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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并想想

这是一篇应当认真读、倾听并认真思考的心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0b930100bg5g.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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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到北京残奥会

     今年七月,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去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一个月。早就听闻德国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其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更是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好评。
   我在慕尼黑生活的一个月里,感受良多。首先德国的无障碍设施确实非常完善,从街道到楼房,从公汽站到地铁站,无处不体现出了人文关怀。其次,我每天出门,无论是否是节假日,无论是否为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残障人士出入于各种场合,但在国内,确较少能够看到有残障人士出行。照理说,那边的残障人比例不会比国内多。我在德国看到的是,他们出行的便利。有时候他们一个人就会出门;我看到的是,在上车,上台阶,过马路等遇到困难的时候,旁边的路人总会帮一把手。我在周末去博物馆,能看到拥挤的人群中,不乏有父母带着残障儿童来博物馆的情形。这些都很让我感动。
   回国后,正值北京奥运会开幕,为此,北京政府在城市规划,市民教育等方面着实下了翻功夫。也能看到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在日益完善。随着九月残奥会的召开,北京也随处可见温馨的人文关怀。我也兴冲冲的找朋友要了张残奥会的票,去当“热心观众”。但是,每当我很骄傲的告诉朋友我去看残奥会时,他们的反应确让我感到尴尬。他们大多都会很惊奇的说:残奥会你也去看?我是不会去看的,看到那些残疾人,心里不舒服。。。
   残障人士需要什么?我们到底能为他们提供些什么?恐怕并不仅仅停留在政策,设施等问题上。我想,他们应该我们一样,最希望得到的是被社会大众的认可;是被大家当一个最普通的人来对待。我们首先能为他们所做的,是改变我们自己。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泛滥的同情,而是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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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法学

    数学至少有三位大师与法学发生过关系。在《数学大师》中我们读出了数学家眼中的法学。
    魏尔斯特拉在世界19岁时被他“重实际且支配一切的权威以及普鲁士式的固执的父亲”迫使从事“不相宜”的职业——冒冒失失地被推进了波恩大学,“去掌握商业的诈骗术和法律的诡辩”。“他很有见识,这两件事他哪一件也不会去干。”在大学里虚度四年后,他留下的是一篇数学杰作。
    凯莱25岁时离开剑桥,法律吸引了他。整个19世纪英国众多第一流的大律师和大法官都是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名列前茅者,但不因此得出结论——数学训练是进入法律界的良好准备。“看来比较肯定的是,让一个像凯莱这样有着明显数学天赋的年轻人去起草遗嘱、转让证书和契约,也许是社会的愚蠢行为。”28岁的凯莱当上律师后作了一个聪明的决定:不受法律的驱使,“他下决心不腐化堕落,他拒绝的事务比他接受的事务还要多。整整14年他坚持这样做,过着富裕的生活同时有意避开使自己沉溺于赚钱的机会,以及一些著名大律师那种多少有点靠吹牛获得的名声。这样,使他能够继续进行他的工作。
    要使人变得迟纯的、枯燥的法律事务的日常工作中,他的耐心堪称模范,几乎像圣徒一般,他在他那一行业(财产转让业务)方面的声誉也稳步上升。甚至有记载说由于他所经办的一个典型案件,他的名字已载入一部法典。但是,以下的记录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凯莱并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圣人,而是一个正常的凡人,必要时他也会发脾气。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西尔维斯特正在自己的办公室讨论不变量理论中的一个论点,助手进来了,交给凯莱一大叠需要他仔细看的法律文件。看了一眼手上的东西,他不禁摇晃了一下,回到现实中来。为了替养尊处优的委托人已经过多的收入省下几个英镑,一天天地把时间花在解决一些琐碎的争端上,这种前途对于这个真正有头脑的人说来,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厌恶地大叫了一声,轻蔑地诅咒手中的‘该死的垃圾’,把这些材料扔在地板上,就接着谈他的数学。显然,这是凯莱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发脾气。在14年的律师生涯后,凯莱一有机会就放弃了它;即便在他从事律师的苦役期间,他发表了两三百篇数学论文,其中有许多现在成了经典文献。”
    西尔维斯特比凯莱大七岁,最出色的年轻女生南丁格尔1854年离开他去参战时“摆脱了他临时凑合的谋生之路”。“但是在这以前他又走错了一步,弄得他没有地方可去。1846年32岁时,他进了坦普尔法学协会(在那里,他腼腆地说他自己是‘一只在鹰群中筑巢栖身的鸽子’),准备从事法律职业,1850年取得了律师资格。这样,他和凯莱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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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打在了鼻子上

   贝尔的《数学大师》告诉我们数学大师们一些有趣的故事:
    高斯十分钦佩牛顿在科学上的长期努力和不间断地思考。牛顿和苹果落地的故事令他非常愤慨。“愚蠢!”——“如果你愿意,就相信这个故事好了。但是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个愚蠢的、爱管闲事的人问牛顿,他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看出他是在和一个只有儿童的智力水平的人打交道,想要避开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回答说一个苹果掉了下来,打在他的鼻子上。那人完全明白了,非常满意地走开了。”
   无独有偶。有人追问爱因斯坦是什么使他得出了引力场理论,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他问过一个从房子上掉下来,落在一堆干草上没有受伤的工人,他在下落的途中是否注意到了重力的“力”在拉开他。当被告知没有力拉过他时,爱因斯坦立刻看出,在时空的一个充分小的范围内,“引力作用”能够由观察者(下落的工人)的参照系的某个加速度来代替。事实上爱因斯坦仅为掌握两个意大利数学家的张量计算就花费了几年的艰苦劳动。
    高斯本人则“不由自主”地专注于数学思想,年轻时常常会被数学“抓住”。他在和朋友个谈话的时候,会突然沉默下来,沉浸在他无法控制的思想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茫然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过后他控制住了思想,或者它们失去了对他的控制,有意识地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解决一个困难问题,直到成功为止。他一旦抓住一个问题,在征服它之前是不会放手的,尽管他可能会同时专注于几个问题。
    连过程也不会是两手空空的:当一个学生困惑地问克莱因什么是数学发现的秘密时,大师如是说:“你必须有一个问题,选择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朝它奔去。你可能永远达不到目标,但是你在前进途中会找到一些有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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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的成本

    关注该中心很久很久了,一直是个看客,用网络流行语表述,就是“潜水员”,现浮出水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最近接到的一个残疾人维权案例咨询中的一些感受:
   残疾人无论从身体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与常人相比都是弱者,残疾人要想得到与常人一样的收益,其付出的不管是经济上的成本,还是精力上的成本,都比常人要高很多。更不用说,连常人都感觉成本比较高的维权了。常人都经常感叹,维权成本太高,维权不起呀!那么对于残疾人来说,更是可想而知了。而现实情况就是这么残酷,恰恰就是这些维权成本更高的残疾人的权益更容易收到侵害。
   维护残疾人的权益,给予残疾人更多的保护,授予其更多的权利,当然重要,但关注残疾人的维权渠道,降低残疾人维权成本,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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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与学者

   记者与学者不同于花儿与少年。
   近一年来,常常以简短的“我不接受采访”挂断电话。事儿倒是了结了,心里却不对付:一是对热心关注我国法制进展的记者同志们却之不恭,心生愧疚;二是对自己的行为深感自责,因为电话那头未曾谋面的失望的年轻面孔正是我与之同龄时常常的写照。
   但,我也有苦衷啊!
   以最近的二则报道为例:“黎建飞说,劳动者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任何雇主都应该无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和环境,任何生产都应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每位劳动者都应拿起法律武器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企业由于定额标准规定不合理而炒员工,属于违法炒人,要赔偿双倍的经济补偿金。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在经济补偿方面设置的过渡性条款,向用人单位要求赔偿。”有苦难言者有三:其一,“任何雇主都应该无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和环境”,应为“任何雇主都应该无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安全卫生的’ 劳动条件和环境”。其二,“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企业由于定额标准规定不合理而炒员工,属于违法炒人。”虽然我年事已高,但依稀记得这段话是一年前在广州说过而不是几天前在海口说的。其三,即便在广州并未提及这种情形即为《劳动合同法》之“属于违法炒人,要赔偿双倍的经济补偿金。”另外,“在经济补偿方面设置的过渡性条款”与“企业由于定额标准规定不合理而炒员工”之间或许有某种关系,但对照现行的法律条款,我只能看到风马牛。
    “黎建飞:找到工作要尽快去单位报到”这句用于标题的话记在我的账上无错,但它并不是本次讲座的主题与主旨或者主要内容。我倒不是苛求记者,只是以此说明记者、媒体与学者、学术关注点或者说兴奋点并非同一。各取所需可以理解的,但于学者与学术却并不好玩。“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部分劳动者竟然拒签劳动合同,目的是为了得到双倍工资,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说的是:二天前刚刚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实施条例》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不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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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愤怒

     太过分了。中国的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虽然其中也有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带来的荣誉与辉煌,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我们更经历了带来重大伤亡的四川、甘肃大地震,不应该忘记在奥运火炬传递中受到的阻挠与屈辱,不应该忘记三鹿等食品行业对中国带来的失望与震怒,也不应该忘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矿难等生产事故,如最近山西的襄汾“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深圳龙岗区一娱乐场所的大火、河南登封一煤矿的煤与瓦斯爆炸,等等等等。除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之外,这些事故给将要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是什么?
    我无语。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但是,愤怒之外,我们总还要做点什么。这么多人员的伤亡如果不能让我们警醒,那么就要遭天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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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来了

    今天上午,残奥会圣火在祈年殿前被点燃,残奥会来到了中国。中国8300多万残疾人将从这次盛会中获得最大的关注,尤其是生活在北京的残疾人,更是会亲身体验到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北京残奥会的举办,将是对中国的一次文明洗礼,现代文明的残疾人观将会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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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关于一个残疾人生活之路

      看一看关于一个残疾人生活之路  2008-07-29     我是黑龙江省肇东市海城乡的一名农民,我叫张伟华今年57岁,从28岁为了我父母落实政策问题开始了我长达29年的上访之路。

我父亲张信1946年参加工作的,我母亲任英1945年参加工作的,建国后分别任原肇东县组织部部长和县妇联主任。1958年我母亲被错定为右派,当时我父亲受到我母亲的诛连被一起遣送到肇东县向阳乡百荷大队风台后屯接受劳动改造。1978年全国开始右派摘帽,一些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我从1981年开始为我父母的落实政策问题上访,到1985年初步给我母亲解决了一部份,当时我母亲是按离休处理的并且就地就近给解决,解决住房问题、子女安排就业问题。当时我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经过多次上访,曾经到北京去过三次,要求给我父亲恢复公职。我去北京有关部门对我的接待很热情。并且和我们县里通了话。县里有关部门让我回来。马上解决。当我回来之后。组织部宋部长接待的我父亲。并且说 你的遭遇表示同情。回去耐心等待。待问题研究后给恢复公职。可是这一等就等到了现在。无声无息。在去找他们,说都报上去了。我们问他都报那些。他说你别问了。我眼争争的看着。那时候我已经没有经济条件在去找了。也只能是等待着国家有新的政策,我在去找。现在我看明白了。即使有新的政策,我也找不到清正廉明的领导处理。。1988年7月份我母亲因为上述问迟迟没有得到解,含恨自杀。1989年元月我到绥化地委找当时的地委书记张涣臣解决我父母落实政策问题,因为张涣臣是原肇东县县委书记,关于我父母落实政策的问题,张书记知道的一清二楚,我记得当时是阴历腊七的中午,我在绥化地委刑署收发室等张焕臣书记上班,由于连日的上访我非常的累,就打了一个瞌睡。两点钟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上访的材料包都不见了,当时我问收发员是否看到了我的材料包,他说没有看到还往外推我,我在一气之下就犯了冠心病,当我倒下去的时候我看一下表时间是下午两点零八分。可是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却是在绥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在这里住了七天了。当时有人告诉我,我是在绥化市法院花池子的雪堆里被发现的。据法院院长杨立君讲,我被救起时脸部被包得严严的,手里抓着两把雪,据医生讲我被埋在雪里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后来我被肇东市派去了几个领导给接回来了,并安排在肇东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由于我的手被冻坏,医生要求我截肢,我没有同意,后来慢慢的就自行脱落了。现在我的双手除了拇指外其余的都只剩下一节,至今还是骨外露。在我住院期间,我也曾多次到市里找我的问题,当时得到答复是要我配合治疗,我的一切问题待等医疗终结后重新处理。从89年到现在我的医疗终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我在农村的耕地也没有给我。我现在的要求就是想把我农村的耕地共计25。7亩和我手的医疗终结问题给解决了。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2007年有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可是在网上通过黑龙江省省长信箱直接上访了,我当时托人在网上给省长信访发了一封信,把我的问题全都写上去了并要求解决。这下我想积压多年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吧。没有想到的是不知道我们海城乡和肇东市是怎么把我的问题给报上去的,也没有通知我本人,等我再给省长发邮件的时候,却被告知不再受理,并且上面说我们海城乡已经把我问题的处理结果报上去了。今年5月份我到省信访办去上访,也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只是告诉我等,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把我农村的耕地要回来,再一个就是想把我的手伤做医疗终结。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件事,却迟迟得不到解决。我每一次去乡里都是好言好语的托着我。到市里也是告诉我等。而我们海城乡的党委书记却有着百亩良田,并且还扬言,在乡里他就是一手遮天,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地。而让人不能相信的是我们市里信访办的领导居然在公众面前,破口大骂来上访的老百姓。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搞好信访工作,可我们这里的信访领导简直就是流氓,还让我们上访者有本事去联合国告去。只所以我的案子托到现在他们就是欺上瞒下,问题本来没有给我解决,可是他们却把我问题的处理结果报到了省里.而我再到省里去找,所得到的答复是我的问题已经给我解决了,省里不再受理了.真的是让我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说啊。我曾经于2007年1月份给黑龙江省省长信箱去过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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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谁来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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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交大徐霞案件的思考

    上海交大徐霞博士案件,耳闻一些,但具体事实有待查证。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组织或者逃避徐霞案件面临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倡导有则改之,无过则勉的精神。事实就是事实,怕什么呢?是事实,就尽快解决,不是事实,就尽快释疑。不要一味回避,否则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勇敢的面对问题并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原则去为百姓服务,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徐霞案件,目前大多是当事人一方的说辞,为什么另一方至今没有及时有效的回应,这是我们必须深思的。所以,尽快对此案件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作出公正的处理,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事关我国法治进程,不可小视。
   徐霞女士最近要来北京,希望我们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同时帮她找到住处。我想,这也是我们仅能提供的帮助了。最关键的是主管部门尽快介入,避免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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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何为?

   中国法院网讯:工人慢性重度苯中毒 温州市潘桥金二皮鞋厂被罚10万。
    汪美珠系浙江省温州市潘桥金二皮鞋厂的车间工人,在厂里从事理鞋多年,因为长期接触含苯的强挥发发性胶水粘合剂等同类危害物质,在2007年6月18日被浙江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诊断为慢性重度苯中毒。日前,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强制程序,对金二鞋厂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被区卫生局责令停产一案进行强制执行。
    金二鞋厂从事皮鞋制造已有十年,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全力406胶水、全力146胶水、汽油等有害物质,但一直未向瓯海区卫生局进行职业危害项目申报。经卫生局查明,工厂未给车间工人提供可佩戴的防护用品,也没有在车间里也设置警示标示和中文警示说明。据车间工人说,他们进工厂以来也没有进行过职业健康体检。工人汪美珠就是因为长期在在喷光车间从事理鞋工作,理鞋时高频使用汽油和洗洁精,在体检时已是慢性重度苯中毒。对金二鞋厂的的违法行为,瓯海区卫生局于2007年10月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厂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并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但由于被处罚人未在法定期间履行,瓯海区卫生局因此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更关心的是江美珠们的命运!他们的现状与未来:劳动条件是否已经得到改善?职业病是否得到救治?职业伤害是否得到赔偿?金二厂是否在继续生产出更多的江美珠?等等!这些让人揪心的痛苦似乎与“10万”无关。
    我们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劳动安全与卫生监督部门,我们动用了国家强制力让“10万”完壁归卫。这一切是我们的本意与初衷吗?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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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转发一则网上的贴子

 王姬的智障儿子被国航以“不安全因素”强制下飞机。具体是这样的:七十多岁的母亲带着有些智障的儿子登上洛杉矶飞往北京的CA904航班,儿子由于坐长途飞机紧张、好奇,登机后并未立刻坐在位置上,而是跑到后面拉了拉商务舱的隔帘……谁知,这一无伤大雅的孩童举动遭到了飞机长的警告,当他发现这个孩子与一般孩子不太一样时。飞机长当即判断孩子是“不安全因素”,必须下飞机,说如果不下就叫警察。王姬年迈的母亲急了,一直陪伴照顾孩子的老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立刻打给远在北京的王姬求助,即使是在多方的协调之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儿子还是没有能够登上飞机。

  后来国航对此事发表了道歉声明:孩子登机以后,情绪不稳定,在客舱内来回跑动。无论是孩子年迈的姥姥和我们的乘务组均无法使孩子安静下来。直到233名旅客登机完毕,孩子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能入座,并在楼梯上来回跑动。这样,航班始终无法关闭舱门进入起飞程序。当时的情况影响到飞行安全、正点,特别是起飞后,长距离飞行可能危机孩子的自身安全。事实上,当天航班因此耽误了起飞。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机长对航空器与所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负责,并有权对影响航空器内秩序以及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和旅客采取必要的措施。鉴于上述情况,当天机长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对孩子安全负责,也是对其他旅客负责,当时机长的决定是有法律依据的,请大家理解。
  
    国航的这种行为让人无法理解,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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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的声明与网络的评论

   尊敬的王姬女士,以及广大关心国航的网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感谢王姬女士和大家多年来对国航的一贯支持,我们为能赢得你们的长期信任而感到欣慰。同时,我们也非常理解王姬女士作为一名母亲对爱子在洛杉矶机场未能搭乘我们航班而引发的不平与焦虑。

  国航对此事非常重视,并对事情全过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王姬女士本人和大家做出解释和说明,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大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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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的老奶奶

    中午在外面买了两个很好吃的饼卷菜,老板也是山东人,做得很是地道。在学校西门,看到一位瘦弱的老奶奶在乞讨,满头灰白的头发,脸上都是皱纹,面前放着一个放钱的小碗,里面只有很少的零钱。
    以前看到乞讨的,大部分都是拿出一两元钱,后来经常卖点吃的给他们。其实我不是同情他们,是尊重他们。不偷不抢不骗,以乞讨为生,老人家养活了自己,同时可能还在养活她的家人。
    很多老年人,步入老年或者失去劳动能力时候,他们不愿被家里人养着,或者不愿看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大的儿女的脸色,往往选择离家外出乞讨。一年到头,也可以积攒一些钱。子女往往也都默认,甚至还会索取父母在外流浪乞讨来的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外要受多少人的白眼,要经多少风吹日晒,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中国的老年人保障制度亟需完善,尤其是农村地区。
    中午了,老奶奶应该饿了,我给了她一个饼卷菜。在给她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都是用很快的速度,因为我不愿听他们的感谢话,也不想给他们造成难堪。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可是今天我还是听到了,老奶奶一个劲点头,说:“乖孩,乖孩啊!”我听了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因为这对我来说不仅是最美的表扬,更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在家里,我的奶奶、外婆她们都喜欢叫我乖孩,这种极为亲切的称呼我实在会感动。
    老奶奶,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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