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少见多怪地写过“读书日里话读书”，今年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读书上，宋代诗人尤袤“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已流传千古。读书的正常状态是读之得乐趣，读书有快感。其乐趣必胜于网游，其快感必爽于吸毒。不如此，最好不要选择以读书为工作内容的职业。比如，今天是春假，人人都思春。余睡眠欠佳，一早就前往办公室。谁知，更有早行人——杨导、姚导等重量级人物已然捷足先登，在办公室读书多时了。所以余常道，对于读书人而言，放假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学习而已。
    现在的书多如牛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要选到一本适宜的书不太容易。在图书大厦，经常碰到为人父母者为中小学生的孩子买教辅书，或听信于营业员的导购、或跟随于旁边人的选择。此情此景，令人叹息更让人惋惜。情不自禁地想起法理学讲座时余之言：多读书，至少能够帮助孩子买书。
    过去的岁月书少如金，一书难求、无书可读。于是，演绎出了换书、捡书、偷书、抄书、以及分文不多地买了一本改变命运之书。
    换书的严格定义是以物易书，而不是用书换书。当时有的孩子家里偶有一二本书，借之不能只能换，且不能用书去换，因为有书的孩子并不一定读书。常用于换书的物品是工厂医务室的胶布（现在改名叫“创口贴”）。得益于当时的公费医疗，母亲去医务室拿回家的胶布可以供我们偷偷地拿出去从那些没有公费医疗的居民或者农民家的孩子手中换书来看。我的一本残而不全的《林海雪原》和封面缺失的《苦菜花》就是这样换来的（这两本革命的书在当时也上挨批的：前者写了白茹对首长春心萌动，后者因为阶级敌人写得不够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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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列宁的话是宽宏的，也是心存羡慕的。
    年轻人犯错误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如同没有细菌生物不能生长一样，没有错误的痛楚人也是不能成长的。“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距。”（《论语•为政篇》）汉人戴圣《礼记•曲记篇》划得更细：“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壮，四十曰强，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幼、弱”不犯错，“壮、强”何时有？
    人之初，如同白纸无尘无暇。当飘零于世，在社会必受污染。关键的：于自己的错误知教训，“不二过”；于他人的错误中得借鉴，不重蹈。若能如是，善莫大焉。
    年轻人犯错误虽有所失更多于得，具有以时间换空间的奇特效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则将是整个世界。年轻人因其年轻，两手空空，基本属于“无产阶级”。犯了错误，能够失去的本就不多，而通过错误得到的却真不少。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比别人更成熟、更精明、更规矩，也就更加容易取得成功。
    最为难得的是，年轻人犯错误后怎么都还来得及，失恋也罢、失业也罢、处分也好、处罚也好，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重打锣鼓新开张，东山再起仍有时。明天都会是新的一天，太阳照样升了起来。一切，都缘于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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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匠锯木头是其本行，也十分在行。锯木头飘出锯末实属正常，木匠也司空见惯。作家写作品是其本行，也十分在行。写字写不出锯末实为常识，作家也心悦诚服。让木匠来写锯末和让作家来锯木头一样别扭。但是，如果让木匠与作家都来写锯末，尽管前者有实践之长，却并不比后者的空想来得高明。    
    “随着锯片飘撒的锯沫像雪花一样落在拉锯人的身上、脚上、也落在他们的脚下，拉锯人的汗水与因园木内干湿度不同所致的色彩各异的锯沫慢慢地聚集了起来。先是在泥土上薄薄地均匀地铺设着，渐渐地没过了拉锯人的脚、没过了拉锯人的脚背。这时，由人体制作的彩绘初见成效：地面上是两排规则整齐的脚印，拉锯人脚步的大小、移动的频率、移动的规律清晰可见。脚印前后是锯沫自然堆积的图案，通常会依脚印的距离有序分布，愈远愈薄。画面不规则地加上了拉锯人撒下的汗珠，由此更加具有了艺术感染力的。再配上二位几近赤裸的拉锯少年，他们前趋后仰的来回折腾如同两只活灵活现的精灵，还像是串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不间断地蹦跶只是为了证明无论如何也蹦得跶不远不高。”（http://www.rucdpls.com/blog/article.asp?id=115）这段文字由“小臂满是锯齿拉开的血口子”的木匠所写，源于实践却未必高于实践，写实有余而文力不足。
    “以往的时候，他对它们充满了感情，他甚至喜欢四散的锯末，看着它们在地上一点点地堆积，每天他甚至不愿意把它们拍掉，他让它们躲藏在自己的裤脚里，衣服上，甚至把它们带回家。老婆每次用答帚扫那些小精灵时总是怒气冲冲，她边拍打着边说，哪有你这样的人，不知道干净埋汰，就不知道在外头打扫打扫。他说，我拍拍了，打扫了，可是它们就是粘着我，有感情。你一拍它们就跑了，它们和我一样，是怕你的。老婆扑哧一下笑了。”（郝炜：“盘鹰”，《人民文学》，2009年2期第130页）这段文字出自作家之手，有生活、有生命、有情感、有韵味。
    更厉害的是诗人：马非“给大学同窗、摇滚歌手何力”的最后二行是“岁月锯人脚啊 哥们，你矮了”（《人民文学》，2009年第11期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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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入大学时，看到同屋的大哥手不离《约翰.克利斯朵夫》，言必谈罗曼.罗兰，并以此影响了身边的亲近者。在他们的谈论中感受到了克利斯朵夫与他们青春岁月相伴的多情多才多自负，领略到了罗曼.罗兰的高雅深邃与神奇。当时很是向往，总想也读读这本厚重的书，但终因强大的学习压力让我无暇顾及。聊以自慰的，是在大学读完了《傅雷家书》。
    走向社会，知道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是傅雷，又有了要读的冲动。后来，在电视访谈类节目中，形形色色的老右派老反动分子老运动员们在口述历史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是该书给了他们活下来的力量，他们甚至可以熟练地大段背出书中让他们活下来的段落和字句。在感受诱惑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好奇与疑虑：为什么该书的译者以其作品让他人坚强地活了下来自己却活不了下来呢？而且是以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离开这个他赋予诗情暖意的世界！
    是自觉地决裂，还是无奈地退出？
    终于有时间有精力来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了，也终于读完《约翰.克利斯朵夫》了。但并未觅得答案！或许本来就没有答案，或许有多个的答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约翰.克利斯朵夫》向我证明了文学超强的历史穿透力。罗曼.罗兰写这本书已近百年，世事无常，沧海桑田，但书中记载的事儿却在今天无差别地反复上演，百年时光竟然在小说中得以场景再现、欧亚大陆跨海越洋在小说中完成无缝衔接。百年即今日，今日亦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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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的感觉是：一、一个人造的事实；二、某人或某些人以某种社会机制的代表行事被视为理所当然且被感恩戴德。”（乔治.狄克。转引自袁劲梅：“老康的哲学”，《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第50页。）
    等级的感觉由来已久。前些日去开会，又近切地感受了一把。一行人下飞机后，走向出口时被分离开来——有人要从贵宾通道出去，其余人须继续前行。一起吃完饭后去住地，上车时又被分为三批次——有人坐高档小车、有人坐小车、有人坐旅行车。住房的差别自不待言，早上的自助餐总该平等一把了吧？错——有人被安排在大自助餐厅旁边的小客厅里由服务员按指令供给，其余人保持自助。到了最后的告别晚餐：“有人”都被安排在一张大得夸张的主桌上，其余人在其余的数张小桌子上。问题出在主桌的酒与菜与其余数张桌子略有差别。于是，其余中的“有人”也不痛快了。快结束时小桌叫来会务人员，指着主桌，问：“水饺到底还上不上？（我猜想他本意是问“龙虾到底还上不上？”）就差这几个钱吗？早点说我拨给你们！”
    平等是人的追求与理想，但却只存在于人的初始与终结。人们常常感叹婴儿与逝者的平等，进而引申至澡堂子里人是平等的。套用卢梭的话似可表述为：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等级之中。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描述原始部落选首领并不青睐最能的人，总是选的略为次之者。这里面是否有“削峰填谷”的隐情，有制造不平等时平等的原始纠结？
    等级并非是年龄自然生成的。在战争年代，生猛的孔武如果不死于沙场便会浮上台面；在和平时期，读书扮演了制造等级的不光彩角色。人们说“人生糊涂识字始”，实则是“人生等级读书始”。孔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直白了读书在等级划分中的功能与效能。回头望去，从婴儿的平等开始，人生开始的是一段演绎不平等的旅程，最后，人们会安慰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某校学员都是有级别的。按照级别不同伙食有20元的差距。公布这一数字的人本意是要表现领导同志们的廉洁与公道。但外媒一片哗然：同上一学还要因身份而吃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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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是黑客或者说病毒弄丢了博客。
    现在网管只能找出4月1日的备份来恢复。
    其余，已随风而去。
    深表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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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耳边常响起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古训：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口的娘。但至从知道许还山女儿的故事后，古训便面临挑战。并且，总想就这事儿写点什么。
    上到高中的人都会读到许地山的《落花生》，也会为其中幸福的家庭生活所感染。但谁会想到他们后来的悲惨命运呢？当然，如果你读过许还山的《债》，并且记住了这段话：“说到具足生活，也是没有涯岸的：我们今日所谓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你多念一点书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底苗圃，是烦恼底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也许就另当别论了。尤其是“我们今日所谓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或许他有预感，或许连他本人也没想到，这“明日底缺陷”竟将他的女儿陷了进去。
    1933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许地山有了女儿许燕吉。许地山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在他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熏陶下许燕吉快乐地成长着。1941年，应香港大学邀请担任文学院院长的许地山在香港猝然病逝，女儿的命运从此逆转，接踵而至的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落千丈。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只能变卖家中惟一值钱的一辆汽车，又腾出几间房出租，聊以维持开支。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无奈的母亲只得带着年仅8岁的许燕吉和她10岁的哥哥回到内地。1950年，许燕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1958年1月，在河北省农科院工作的许燕吉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4月，她成了反革命分子。绝望的许燕吉只有将精神寄托在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可是孩子出生不到一个小时便永远地离开了。同年秋天，身体羸弱的许燕吉被判有期徒刑6年。在河北刑满释放时正值灾荒年，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监狱里的育龄女犯除一人外，其余全部都停了月经(这与张贤亮在《绿化树》中所述一致，他们在劳改中因为长期极度饥饿不再有生理反应和需求)。1964年，时年31岁的许燕吉刑满出狱了，她选择了在河北第二女子监队就业。1969年12月，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省新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在那里她不分昼夜地劳动，拉车、犁地、打场，挣到的却是不到两毛钱的工分，连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以维持。1971年冬天，许燕吉辗转八百里秦川，投奔已有17年没见面的哥哥。在陕西省眉县的柳林种马场，同样被管制的哥哥已是40开外的人，如今仍是单身一族。为了留在哥哥身边，兄妹俩有个照应，许燕吉嫁给了西部黄土地上一字不识的农民。“凤凰落毛不如鸡嘛！”陕西农民、文盲羊倌魏老汉这样笑评自己的续弦之妻。
    或许，用孔庆东在《1921谁主沉浮》中借《暾将出兮东方》写给许地山的话是聊胜于无的：“黑暗是不足诅咒，光明是毋须赞美底。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能妨害你什么，你以何因缘而生出差别心来？若说要赞美底话：在早晨就该赞美早晨；在日中就该赞美日中；在黄昏就该赞美黄昏；在长夜就该赞美长夜；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就该赞美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说到诅咒，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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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认为，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智力活动。扎堆干活，干农活还可以，有人气，情绪高，但就会有搭便车的可能。而一到工厂流水线上就要有分工了；而分工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首先把自己的那块事情干好。在学术上，除了工科的大规模项目和社会科学的对策性研究或社会调查必须协调行动外，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基本都是个人性的，冷暖自知。安于自己的本分，恪守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认为是理论法学研究的根本特点之一。甚至，外人的批评和赞扬都是无关的。”
    这段话来自朱苏力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上的致辞，很有些道理。
    学习是自由的。学与不学、怎样去学、学得怎样都是学习者自己的事儿。他人取代不了，代劳不得。譬如吃饭，必得自己吃下去，消化了，吸收了，才算得上吃了。他人代吃，只能让他人得益；被人强迫吃，必然会难以下咽；强咽下去，也只能食古不化。在大学学外语时，常畏于记单词。常常幻想有人能够发明一支针管，将单词注射进入体内。幻想终归是幻想，但也说明了只有注入体内的单词才是我的单词。
    学习是自我的。刚进大学，班上便请来上一年级对口班的尖子生给我们传经送宝。尖子曰：学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对我有用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你。你们要做的是在学习中总结出对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学习方法如此，学术成就更是如此。学术成果必须具有创新性。所谓创新，必得是你的老师同学们没有先行占有的，是你自己通过学习创造出来的。这一成果是超越你的师长同学们的，因而也是不能指望在你老师那里直接得到的。
    学习是自知的。无论是武林高手，还是戏剧名伶都记得这样一句师训：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二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天下知道。可见，学与没学，学好学孬学习的人是完全自知的。虽然整天手抱书本，却心猿意马，“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弗若之矣！虽然眼盯着书，手握住笔，口中念念有词，却心怀他志，弗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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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里学习刑诉法时听过教研室主任廖老师讲课。这位因刑辩闻名遐迩，人称“廖铁嘴”的教授讲授律师业务时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一句话：如果某人的人头肯定要落地，就没有必要为他辩护了。
    他说这句话并不是不知道刑诉法关于死刑犯必须要有辩护人的法条，而是告诉我们作为辩护人应当恪守底线，应当具备专业情操，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开展工作。根据事实和法律，当一个人已经毫无可辩之处时，辩护人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死缠滥打，也不必有理无理狡三分，有枣无枣打三杆。更不应当像某知名律师那样引以为豪：要玩法律，法官不是我们的对手。
    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律师还可能成为无妄之诉的制造商。
    某人乘飞机前买了多份保险，把汽油带上飞机后在厕所把飞机点燃，于降落前几分钟将飞机上的已经看到家园的百余人连带他自己沉入了大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家属提起了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那多份保单的高额保险金。我对此举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律师以风险代理的方式鼓动他们提起诉讼的。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钱律师能赚吗？
    某人严重醉酒后驾驶大奔严重超速，直接插入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尾部，导致本人当场死亡。事后，家属提起了诉讼，要求大货司机赔偿损失，理由是按照当地的规定该货车此时不应在这一路段行驶。庭审中，身为农民的大货司机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当时即便前面是一堵墙他（大奔司机）也会撞上去。难道说肇事者的家属还不如农民明白事理？我对此举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律师以风险代理的方式鼓动他们提起诉讼的。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钱律师能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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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专用名词，“一老一小”在北京专指该市实施的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博客并不适宜讨论这种政策性与商业性保险的混合体，只不过是借用这个词说一下“一老一小”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一老一小，假话最少。
    “孩子不讲假话”，“娃儿不会装病”是祖辈积累的经验。这一经验的文学经典呈现于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一位什么都没穿的皇帝去游行，没有一个人出来揭穿谎言，最后只得由一个孩子一句天真的话来结束这场闹剧。
    “其人已退，其言也猛”是世人现实的写照。退下来的副部长怒揭原主管部门的积弊，退了休的老教授穷追猛打学术造假者，还连带校领导的劝阻也一并曝光于央视的焦点访谈。如果可以套用“我是…我怕谁？”的口头语，就可以简化为：“我已退休我怕谁？”
    那么，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不俗的话便会说“人生只有两头真。”这是一个让人不痛快的现象。因为一老一小是人生最为弱势、最无能力，甚至是最无用处的时段。人生只有在这个时间段里才能回到自我，回归本真，才会（无意识）或者才敢（有意识）说一句真话，人生真是可悲的！或者说人生真的有点悖（背）——在其强壮时活得虚假，在其虚弱时活得真实。这话换个说法就更加让人难受：人的强壮是虚假的，人的虚弱是真实的；人的虚假是强壮的，人的真实是虚弱的。
    根据圣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名言，可以推导出“人还未死，其言不善”，甚至可以推导出“人若不死，其善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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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仿自成语“无妄之灾”，是没有料想到的灾祸或损害。近于飞来横祸，等于星星砸到脑袋上。
    3岁半男孩在姥爷家坠楼身亡，此后不到半年其父母离婚，姥爷因自责精神崩溃。这本已上演了人间悲剧，但老鼠拖木掀——大的还在后头：男孩父亲将姥爷诉上法庭，以其未能尽到监管看护职责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及精神损失费共计30万元。法庭上，男孩的爷爷代替儿子出庭，与男孩的母亲和姥爷过招。一地鸡毛的指责与辩解不仅让亲情荡然无存，而且相互的中伤后呈现的是血淋淋地伤口撒盐，雪上加霜的图案——孩子的爷爷差不多指责孩子的姥爷有“谋杀”外孙的嫌疑。倒是年轻的法官说得好：“如果你们双方都以一颗善良的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别把对方想得那么坏，也许一些悲剧就可以避免。”（杨昌平：“女婿告岳父，索赔30万”，《北京晚报》，2010年3月22日D8）的确，如果双方都是这种性状，即便男孩活着，也少不了悲剧频现。
    类似的局面也表现在“一个8岁男孩的‘私塾’教育”中。2000年，男孩父母离婚，孩子抚养权归父亲，但母亲却一直抚养孩子。2004年6月父亲从幼儿园将儿子接走，男孩从此没有了“母亲”的概念，还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做好准备，好好收拾王育（即其母）。”8岁的男孩在众多记者面前把《ChinaDaily》的头版消息翻译了出来，而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他说话却带着东北口音，因为两年来与父亲生活的他交流对象基本只限于父亲一人。这个“天才”儿童不仅抗拒上学，而且还在父亲与众人面前痛斥母亲。这位母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先是以其父侵犯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诉请法院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经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依旧由其父抚养后拒绝签字痛哭于法庭。半年后，其父诉称：下午带儿子去游乐园参加区法院组织的探视日活动，不想前妻已等在家门口，她将孩子强行带走，他自己则被事先埋伏的六七个人打伤。其母称她如此的执著都是为了孩子，自己什么都不怕，包括有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接着，男孩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一封他与母亲共同署名的公开信称“孩子和妈妈在一起很快乐”，“我决定永远也不回去了……我决定不再叫“侯鸿儒”了，改叫“李志昂”。还表示，改名字是他自己的决定，他妈妈原姓李，他也改姓李，“志昂”意在斗志昂扬，重新开始。（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8/02）这真应了那句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我们不清楚他在与谁战斗？谁是他的敌人？谁是输家何为嬴家?父母（如果他们还能称之为“父母”的话）的决裂就必须连带着把孩子撕裂吗？的确，如果双方都是这种性状，即便他们不离婚，也少不了悲剧频现。
    深圳的一对夫妇感情不和，据称是为了孩子选择不离婚，但并不选择放弃在家庭开战的机会，也不选择降低战斗的惨烈程度。男方兄弟上阵，女方捆绑孩子——凡开战必邀孩子同仇敌忾共进共退。男孩弱小的身驱挑不起如此的重负，微弱的心灵也抗不住如此的煎熬。在留下“对不起，我走了。你们好好活着，不要吵了”的纸条后跳楼身亡。可怕的是，他走后他的父母还在继续战斗，而且他母亲是一个人在战斗！要诉诸法律追究他父亲的法律责任。的确，如果双方都是这种性状，即便男孩不跳楼，也少不了悲剧频现。
    安南在任联合国秘书长时说过：成年人不要用自己的愚蠢行为给儿童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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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知道：“秘籍”，同“秘笈”，珍贵罕见的书籍。现在一般指电子游戏里作弊的密码和通过不正当方式取胜的手段。秘籍在单机即时战略游戏里比较多，是游戏制作者在设置游戏时就已经设置好了的，目的是满足新手们的好奇心和快感。
    张家明知道：昨天，北京市安监局局长张家明做客城市服务管理广播时称，去年本市从事高危行业生产施工的事故死亡人数为1137人。其中，农民工占到九成。今年要对北京市的安全生产条例进行修订，修订内容中包括对于高危行业人群进行强制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下一步，市安监部门要求责任单位必须上安全生产事故责任险，今后一旦出现事故，由保险公司先垫付赔偿。（易靖，《京华时报》：“北京高危行业死亡九成系农民工”，2010-3-13）。
    杨振宁知道：科学家杨振宁，近日到新加坡出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为美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举行80岁生日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杨振宁已88岁高龄，“我要活到108岁。”
     88岁中国人称为“米寿”。杨振宁借用中国学者冯友兰88岁那年写给同龄好友金岳霖的两句话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表明自己不仅以“米寿”知足，还正信心十足向“茶寿”进发。88岁之所以是“米寿”，因为“米”字上下两个八字，中间十字，所以是八十八。“茶”字上面二十八，下面八十，两者相加，就是108。
    杨振宁（1922年生）比葛尔曼（1929年生）大七岁，葛尔曼与他同行，既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竞争者。杨振宁在出席葛尔曼生日晚宴上说：“20年后，新加坡会变成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到时，南大高等研究所为葛尔曼庆祝100岁生日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参加。”届时，杨振宁10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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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代在《远离尘嚣》中表述了“城里一天，乡下三年”的意思，这与《西游记》中“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相通。
    按照这些话的本意，城里与乡下只有时间上的差距。按照一位文化学者的说法，“高势能文化必然影响低势能文化。”那么，城乡在等待中必然趋同。城里今天的好便是乡下明天的好，城里今天的坏便是乡下明天的坏。乡下完全可以唯城里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接受城里的文明成果。
    但生活并不规则。经验表明，乡下可能得不到城里的好处，却在坏的方面走得更远。这一想法起源于前几天晚报上一篇北京人回忆母校的文章。作者写了他在文革中上小学的经历——教学正常进行、老师严格管理、学生认真学习，孩子们从而大都修得正果。现在或作家、或老总、或教授、或司长，知识改变了命运，活得相当滋润！
    这些描述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它完全不是我们当时的学校与学习状态。我们远离城市，在以庙为校的穷乡僻壤、深山沟壑中，但我们的小学副校长已经不堪批斗跳河自尽了，我们的老师也无力无胆再管再教学生了。学生们已经变课堂为战场，敢上天敢入地，敢批斗敢折磨师长了！结果，我小学的同学、校友们读到中学者甚少，读大学者几近于无。现在或无业、或下岗、或离世、或离婚，命运改变了知识，活得相当不易！
    这就奇了怪了！按理说，北京是文革的发祥地、“停课闹革命”的原产地，应当最早得到文革的实惠、最多享受停课的舒畅。然而，他们却牢记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革命真理，迫不及待地把文革的实惠和停课的福利给了我们。我们也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实惠和福利享用到了极致，进而用这些结果毁坏了几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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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公益慈善机构、民间组织、爱心企业：

残疾人是社会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残疾是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代表国家的维度。允许残疾人驾驶汽车更是社会的进步和解决残疾人生存需要的新举措。4月1日，新政策的出台，将有500万残疾人实现了能在有生之年的渴盼——驾驶汽车，他们将要争先恐后的在短时间内聚集参加学习开车和驾照考试。

学习开车需要消耗燃油。可在高新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电脑——就解决了让学员有20%的时间，能通过在驾驶模拟器上实现教学效果的目的。驾驶模拟器替代了学员的初学期间，在教练车上的10个学时，减少消耗燃油60升；全国500万残疾人驾驶员学习开车，将节省的消耗燃油3亿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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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俄罗斯《财经》杂志给俄罗斯巨富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估值为50亿美元；而据俄新社报道，他掌管的资产总额已达120亿美元。2010年初，1961年出生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宣布去世后将捐出数十亿美元家产。他认为，自己积累和管理的资产不应由后代继承，因为他担心子女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中，而且生活中会丧失努力追求某种事业的动力。“100万美元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良好的教育，安心找到工作，自食其力，但是10亿美元则会害死他，剥夺他生活的意义。”
    这话听起来像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林则徐语录：“儿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儿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我更感冒的是波塔宁25岁的女儿阿纳斯塔西娅说的话：“他是我的父亲，我只把他当着父亲，并没有把他看着巨额资产的拥有者。”
    的确，父母不是子女的钱匣子，子女可以随时随意提取，要钱有钱要粮给粮；父母不是子女的社会关系储备库，子女可以随时随地动用，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父母不是子女的贴身保姆，子女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要吃有饭要穿递衣；父母不是子女的替身三陪，子女可以用其去相亲去应聘，陪读陪伴陪结婚；父母不是子女的开发商，子女可以坐拥房产轻松入住，家私家电一应俱全。
    父母就是父母，而且仅仅是父母。正如你生命的形成是偶然的，父母成为你的父母也是偶然的。这一偶然不是父母终身都是你的债务人的根据，也不是终身都能满足你的需求的保证。在你的生命里和生命的历程中，唯一必然的是作为特定个体存在的你的生命、是由你的行为所构成的你自由自在的生命历程。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的，你的生命历程是你自己书写自己体验自作自受的。你的成功只是你自己成功的证明，只为你自己独特地感觉独自的享有，父母会为你的成功欣慰却不能与你共享；你的失败只是你自己失败的写照，只得由你自己来品尝苦果承受磨难，父母会为你痛心但不能为你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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