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残奥会圣火在祈年殿前被点燃，残奥会来到了中国。中国8300多万残疾人将从这次盛会中获得最大的关注，尤其是生活在北京的残疾人，更是会亲身体验到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北京残奥会的举办，将是对中国的一次文明洗礼，现代文明的残疾人观将会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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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关于一个残疾人生活之路2008-07-29 20:21我是黑龙江省肇东市海城乡的一名农民，我叫张伟华今年57岁，从28岁为了我父母落实政策问题开始了我长达29年的上访之路。

我父亲张信1946年参加工作的，我母亲任英1945年参加工作的，建国后分别任原肇东县组织部部长和县妇联主任。1958年我母亲被错定为右派，当时我父亲受到我母亲的诛连被一起遣送到肇东县向阳乡百荷大队风台后屯接受劳动改造。1978年全国开始右派摘帽，一些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我从1981年开始为我父母的落实政策问题上访，到1985年初步给我母亲解决了一部份，当时我母亲是按离休处理的并且就地就近给解决，解决住房问题、子女安排就业问题。当时我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经过多次上访，曾经到北京去过三次，要求给我父亲恢复公职。我去北京有关部门对我的接待很热情。并且和我们县里通了话。县里有关部门让我回来。马上解决。当我回来之后。组织部宋部长接待的我父亲。并且说 你的遭遇表示同情。回去耐心等待。待问题研究后给恢复公职。可是这一等就等到了现在。无声无息。在去找他们，说都报上去了。我们问他都报那些。他说你别问了。我眼争争的看着。那时候我已经没有经济条件在去找了。也只能是等待着国家有新的政策，我在去找。现在我看明白了。即使有新的政策，我也找不到清正廉明的领导处理。。1988年7月份我母亲因为上述问迟迟没有得到解，含恨自杀。1989年元月我到绥化地委找当时的地委书记张涣臣解决我父母落实政策问题，因为张涣臣是原肇东县县委书记，关于我父母落实政策的问题，张书记知道的一清二楚，我记得当时是阴历腊七的中午，我在绥化地委刑署收发室等张焕臣书记上班，由于连日的上访我非常的累，就打了一个瞌睡。两点钟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上访的材料包都不见了，当时我问收发员是否看到了我的材料包，他说没有看到还往外推我，我在一气之下就犯了冠心病，当我倒下去的时候我看一下表时间是下午两点零八分。可是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却是在绥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在这里住了七天了。当时有人告诉我，我是在绥化市法院花池子的雪堆里被发现的。据法院院长杨立君讲，我被救起时脸部被包得严严的，手里抓着两把雪，据医生讲我被埋在雪里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后来我被肇东市派去了几个领导给接回来了，并安排在肇东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由于我的手被冻坏，医生要求我截肢，我没有同意，后来慢慢的就自行脱落了。现在我的双手除了拇指外其余的都只剩下一节，至今还是骨外露。在我住院期间，我也曾多次到市里找我的问题，当时得到答复是要我配合治疗，我的一切问题待等医疗终结后重新处理。从89年到现在我的医疗终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我在农村的耕地也没有给我。我现在的要求就是想把我农村的耕地共计25。7亩和我手的医疗终结问题给解决了。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2007年有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可是在网上通过黑龙江省省长信箱直接上访了，我当时托人在网上给省长信访发了一封信，把我的问题全都写上去了并要求解决。这下我想积压多年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吧。没有想到的是不知道我们海城乡和肇东市是怎么把我的问题给报上去的，也没有通知我本人,等我再给省长发邮件的时候，却被告知不再受理，并且上面说我们海城乡已经把我问题的处理结果报上去了。今年5月份我到省信访办去上访，也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只是告诉我等，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把我农村的耕地要回来，再一个就是想把我的手伤做医疗终结。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件事，却迟迟得不到解决。我每一次去乡里都是好言好语的托着我。到市里也是告诉我等。而我们海城乡的党委书记却有着百亩良田，并且还扬言，在乡里他就是一手遮天，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地。而让人不能相信的是我们市里信访办的领导居然在公众面前，破口大骂来上访的老百姓。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搞好信访工作，可我们这里的信访领导简直就是流氓，还让我们上访者有本事去联合国告去。只所以我的案子托到现在他们就是欺上瞒下，问题本来没有给我解决,可是他们却把我问题的处理结果报到了省里.而我再到省里去找,所得到的答复是我的问题已经给我解决了,省里不再受理了.真的是让我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说啊。我曾经于2007年1月份给黑龙江省省长信箱去过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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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

    上海交大徐霞博士案件，耳闻一些，但具体事实有待查证。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组织或者逃避徐霞案件面临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倡导有则改之，无过则勉的精神。事实就是事实，怕什么呢？是事实，就尽快解决，不是事实，就尽快释疑。不要一味回避，否则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勇敢的面对问题并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原则去为百姓服务，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徐霞案件，目前大多是当事人一方的说辞，为什么另一方至今没有及时有效的回应，这是我们必须深思的。所以，尽快对此案件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作出公正的处理，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事关我国法治进程，不可小视。
   徐霞女士最近要来北京，希望我们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同时帮她找到住处。我想，这也是我们仅能提供的帮助了。最关键的是主管部门尽快介入，避免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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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院网讯：工人慢性重度苯中毒 温州市潘桥金二皮鞋厂被罚10万。
    汪美珠系浙江省温州市潘桥金二皮鞋厂的车间工人，在厂里从事理鞋多年，因为长期接触含苯的强挥发发性胶水粘合剂等同类危害物质，在2007年6月18日被浙江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诊断为慢性重度苯中毒。日前，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强制程序，对金二鞋厂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被区卫生局责令停产一案进行强制执行。
    金二鞋厂从事皮鞋制造已有十年，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全力406胶水、全力146胶水、汽油等有害物质，但一直未向瓯海区卫生局进行职业危害项目申报。经卫生局查明，工厂未给车间工人提供可佩戴的防护用品，也没有在车间里也设置警示标示和中文警示说明。据车间工人说，他们进工厂以来也没有进行过职业健康体检。工人汪美珠就是因为长期在在喷光车间从事理鞋工作，理鞋时高频使用汽油和洗洁精，在体检时已是慢性重度苯中毒。对金二鞋厂的的违法行为，瓯海区卫生局于2007年10月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厂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并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但由于被处罚人未在法定期间履行，瓯海区卫生局因此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更关心的是江美珠们的命运！他们的现状与未来：劳动条件是否已经得到改善？职业病是否得到救治？职业伤害是否得到赔偿？金二厂是否在继续生产出更多的江美珠？等等！这些让人揪心的痛苦似乎与“10万”无关。
    我们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劳动安全与卫生监督部门，我们动用了国家强制力让“10万”完壁归卫。这一切是我们的本意与初衷吗？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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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姬的智障儿子被国航以“不安全因素”强制下飞机。具体是这样的：七十多岁的母亲带着有些智障的儿子登上洛杉矶飞往北京的CA904航班，儿子由于坐长途飞机紧张、好奇，登机后并未立刻坐在位置上，而是跑到后面拉了拉商务舱的隔帘……谁知，这一无伤大雅的孩童举动遭到了飞机长的警告，当他发现这个孩子与一般孩子不太一样时。飞机长当即判断孩子是“不安全因素”，必须下飞机，说如果不下就叫警察。王姬年迈的母亲急了，一直陪伴照顾孩子的老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立刻打给远在北京的王姬求助，即使是在多方的协调之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儿子还是没有能够登上飞机。

　　后来国航对此事发表了道歉声明：孩子登机以后，情绪不稳定，在客舱内来回跑动。无论是孩子年迈的姥姥和我们的乘务组均无法使孩子安静下来。直到233名旅客登机完毕，孩子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能入座，并在楼梯上来回跑动。这样，航班始终无法关闭舱门进入起飞程序。当时的情况影响到飞行安全、正点，特别是起飞后，长距离飞行可能危机孩子的自身安全。事实上，当天航班因此耽误了起飞。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机长对航空器与所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负责，并有权对影响航空器内秩序以及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和旅客采取必要的措施。鉴于上述情况，当天机长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对孩子安全负责，也是对其他旅客负责，当时机长的决定是有法律依据的，请大家理解。
　　
    国航的这种行为让人无法理解，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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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王姬女士，以及广大关心国航的网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感谢王姬女士和大家多年来对国航的一贯支持，我们为能赢得你们的长期信任而感到欣慰。同时，我们也非常理解王姬女士作为一名母亲对爱子在洛杉矶机场未能搭乘我们航班而引发的不平与焦虑。

　　国航对此事非常重视，并对事情全过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王姬女士本人和大家做出解释和说明，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大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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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在外面买了两个很好吃的饼卷菜，老板也是山东人，做得很是地道。在学校西门，看到一位瘦弱的老奶奶在乞讨，满头灰白的头发，脸上都是皱纹，面前放着一个放钱的小碗，里面只有很少的零钱。
    以前看到乞讨的，大部分都是拿出一两元钱，后来经常卖点吃的给他们。其实我不是同情他们，是尊重他们。不偷不抢不骗，以乞讨为生，老人家养活了自己，同时可能还在养活她的家人。
    很多老年人，步入老年或者失去劳动能力时候，他们不愿被家里人养着，或者不愿看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大的儿女的脸色，往往选择离家外出乞讨。一年到头，也可以积攒一些钱。子女往往也都默认，甚至还会索取父母在外流浪乞讨来的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外要受多少人的白眼，要经多少风吹日晒，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中国的老年人保障制度亟需完善，尤其是农村地区。
    中午了，老奶奶应该饿了，我给了她一个饼卷菜。在给她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都是用很快的速度，因为我不愿听他们的感谢话，也不想给他们造成难堪。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可是今天我还是听到了，老奶奶一个劲点头，说：“乖孩，乖孩啊！”我听了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因为这对我来说不仅是最美的表扬，更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在家里，我的奶奶、外婆她们都喜欢叫我乖孩，这种极为亲切的称呼我实在会感动。
    老奶奶，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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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院网讯:智残人士小张自行向工作单位提出辞职后，小张母亲作为监护人向单位提出异议，认为在监护人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单位不应同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张自行做出的辞职决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用人单位被判支付小张5个半月工资标准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00余元。
    33岁的小张是持有残疾人证的智残人员。2007年5月25日，小张以“路线远不能胜任工作”为由书面向公司提出辞职，同年7月2日其再次以“路线远”的理由书面提出辞职，当日公司予以同意。公司于2007年7月15日通知其领取退工证明，在该退工证明落款处书写时间为“2007年7月”。
    一中院审理后认为，公司在明知小张为智残人员的情况下，对于小张本人提出辞职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的能力及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小张作为智残人员在未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下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2007年7月15日小张收到退工证明之前，小张的辞职行为并没有得到其法定监护人的确认，因此即便公司同意，小张该辞职行为也不产生劳动关系终结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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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接到天津一位残疾人朋友地电话，诉说他满肚子的委屈。由于电话中无法细谈，他表示要来北京找我。我告诉他不要着急，先把资料寄给我看看再说。结果他也没有寄，一则觉得花费太多，二则还是想来北京找我面谈。想到他行动不便和费用问题，我决定去天津见见这位残疾人朋友。
    昨日下午到了天津，专门去看望了这位朋友。结果，他一气给我讲了近5个小时，到晚上10点多我才从他家出来，回到北京已经凌晨1点多了。
    听了他的故事，如果属实，确实有很多感慨之处。为什么总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满肚子委屈无处倾诉和解决？我想，这里既有一些个人原因在内，更多的可能目前社会中很多不合理的体制制约或者限制了人们，即使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也无法有效发挥，以至于很小的事情会因为来回的扯皮和推诿，造成大的矛盾。这是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盖世命题，这一口号的提出，真正触动到了老百姓的心灵深处，希望我们可以做好！
    那时，我们可以让大家都能真正开心的生活在一个美丽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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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身体还好，只是血压有些高，前一段时间牙疼得厉害，我这次回家专门带她去看牙，母亲得牙齿脱落了好几颗，不好再镶了，医生建议用牙套。可母亲觉得牙套不好，不愿意听我的，坚持要过一段时间在看。唉，对我的母亲，我可真的有点无可奈何。
   由于最近家里事情多，在家里来回跑，眼睛竟然得了麦粒肿，右眼有两个麦粒似的颗粒，疼的厉害，右眼也肿了。医生说一般是上火之故，也可能是感染，弄得我都不敢和同学去改善伙食了。
   下午同学来看我，看我又点眼药水又用热毛巾敷，不由的幸灾乐祸道：还是健康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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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委组织部组织北京高校研究生到各个机关单位挂职锻炼。我申请到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挂职。昨天接到电话通知，让我今天下午来面试。
    北京市残联位于宣武区玉林西路，是一座浅绿色的建筑。整洁，明亮的办公室，儒雅热情的残联领导，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
    巧的是，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北京市残工委的厉主任。
    与其说是面试，不如说是谈心。我想，我一定会好好向他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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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看到一则让人痛心的消息：惠州市惠城区儿童福利院“3·5”事故,造成8名福利院儿童死亡，该区民政局局长刘羽峰、副局长许阳升被停职检查。这8名儿童都是残障儿童。
  我们国家福利院承担了重要的社会救济任务，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也存在投入不足，设备老化，护理人员整体文化、专业素质不是很高等问题，需要国家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力度。
  首先，增加资金支持，让福利院有充足的资金，才能开展好福利事业；其次，提高福利工作者待遇，包括社会地位、经济待遇等。目前，我国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待遇偏低，而社会福利工作是一项需要耐心与爱心的事业，不能要求他们只讲求付出；再次，加强对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培训工作，目前我国福利工作者，尤其是护理人员，专业、文化程度偏低，这与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最后，积极探索儿童福利工作的社会化。仅仅依靠福利院是不能解决残疾儿童问题，一则广泛利用社会资源，而残疾儿童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二则也满足了部分加强奉献爱心或者亲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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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在街上看到乞讨的残疾儿童。心中的滋味难以形容。
    去年夏天，我在一个路口看到一个小男孩，有七、八岁的样子，腿部残疾，头发散乱，在烈日下举着一个小茶缸，机械地向经过他身边的说着“行行好”。过他身边时，我犹豫了一下，加上没有零钱，就继续走开了。但我的心很沉重，虽然担心他可能是被别人利用乞讨的，可还是忍不住站住了。我看了他很久，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是默默的站在那里看着他。鼻子微微发酸。我不是在可怜他，只是在想这个社会能够做些什么，才能让这样的孩子能够更加幸福的生活。
    我决定给他买点吃的，可环顾四周，连一个小卖部都没有。远处只有一个冷饮店，我去买了一瓶绿茶，放到他面前，为了避免他连这瓶水都得不到，我特意把瓶盖拧开。我没有看小男孩的反应，放下水就走了。或者说我不敢看，不愿看，不忍看。
    我们一般都是会有自己的孩子的。我们人类本身的延续，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与希望，实际上都要通过孩子来延续。我们的未来，都在儿童身上。一个社会，只有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真正做好，才是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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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题有点像某些新闻的标题，哗众而已。
   据中国法院网讯，王在宁夫妇在北京飞跃世纪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十里河分店购买了一部手机，刷卡付款1230元。但购买完成后，因受被告当场误导，换了另一型号手机，补交69元。在使用中原告发现手机性能与被告宣传的情况不符，且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起诉至朝阳法院。立案庭庭长助理胡晶钰在得知当事人为聋哑人的情况后，立即为其开通了立案绿色通道，找来懂手语的立案庭书记员王喆为其提供咨询，经过认真细致的交流和指导，朝阳法院为聋哑人王在宁妥善的办理了立案手续。
    立案庭有了懂手语的法官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社会进步，其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常有的好人好事。记得多年前到去海淀法院的一个法庭开庭，费力地在一片居民小区的临建房找到。案件的对方是一位刚下海的年轻知识分子，可能刚开的公司为选择地址而大动过心思。至此就不由得感慨：还是法院好，开到哪里都不愁没人找上门。如今，“不愁开不了张”的法院在立案庭专设懂手语的法官，或者是立案庭的法官专门学会了手语，这都让我们这些业内人员感到由衷地欢喜。
    再说说那个商场、那个误导，对一对残疾夫妇都下得了手，让人只想骂“其无后乎”。由此也想到一些社会上的人和事，总感觉他们做起来说出来怎么都没有顾忌、没有心理负担，活脱脱表现出完全没有了任何“底线”，还由此为世人不耻的行为找到睡眠的安稳和理由的似是而非。
    但是，由此而成功者，鲜见。“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结果通常是目的与手段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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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一位同学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女朋友来北京工作，但因为是农业户口公司不给上保险，我凭课本上学来的知识告诉他，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应该一样，可能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可以参加当地的。自己心里没底，也没跟人说清楚。同学的同学想了个办法，把女朋友户口想办法落到他爷爷的户口上，但又怕以后结婚麻烦。我说，我这个学法律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只能靠托关系送礼了。等回宿舍上网一查，发现很混乱，说什么的都有，而且各地的政策法规差距很大，在某个地方是这样，到别处就那样了。发现自己确实很难搞清楚。
   进一步想想，发现户籍制度确实有很大的弊端，我们天然地被分为了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待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长期以来，我们都以社会经济发展为由回避这个问题，难道在公民基本保障问题上，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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